出山

出山
方英文
作为文人的方英文是典型的。他是陕西文坛上的一只仙云野鹤,有种超凡脱俗的骨殖。他不光任《报刊荟萃》杂志主编,还是省作协副主席,算我领导,也任着省作协杂文专业委员会主任。这几年陕西杂文活动频乃,可以说云卷云舒,风生水起,把陕西的杂文愣是响动得在全国杂文界上位。
——李子白
出山
——我的一点交代材料
生命是一个过程,从受孕到死亡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。其他的“意义”,包括哲人圣贤所说的“意义”,全是瞎扯淡。生命过程的特点是:要不断地冲破某种限制,像小鸡要冲破蛋壳的限制一样。回想起我要走出大山的历史,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某个远大的目标,比如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,为了实现共产主义,为了光宗耀祖,等等。其实什么也不为,就是想冲破大山这个“蛋壳”,想象着冲破“蛋壳”后一定是非同寻常。这实在是一种本能而已。
母鸡比女人小得多,可是母鸡排的卵却比女人排的卵大数万倍。人吃鸡卵吃了几千年,鸡们很是生气,就开了一个大会,决定吃人卵。结果一万个人卵,还不够一只鸡的早餐。于是鸡们认命了:咱生的卵天生就是让人吃的。我说这话的目的,是想形容我的故乡。
我出生在深山里。深山里的故乡,在记忆中是一个小小的椭圆形的河川,像个巨型“卵”。我出生于十月。根据十月怀胎这一法则,可以推断出我生命的最初状态,是在春节前后形成的。时在寒假,在外地教书的父亲回来了,和在家务农的母亲合作了我。仅凭此点,我是否要永远感恩于父母?我看不必。我们孝敬父母的根本原因,在于父母将我们养大成人。撒种是简单的,傻子都会;复杂之处在于,要勤浇灌、多锄草。在我三岁半的时候,父母离婚了。父母的离异,是他们的事,我无权指责。但我有权索取我本应享有的爱。在这一点上,我父亲不怎么称职。尽管我父亲后来重娶了妻子,并且又生了五个孩子,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不管我的理由,因为我终归也是他的孩子之一。他从未抱过我,从未背过我。也许他抱我背我的时候,我还没有记忆力。
我是我母亲一手拉扯大的。虽然后来我经常生出一种人生很无聊的幻灭感,觉得活着实在没有什么价值,但我对我的母亲依然自以为很孝敬,原因在于她为我付出了一生的劳累,甚至屈辱。她与我父亲离婚时年仅二十六岁,从此再没有接触过男人。并且开始吃斋,直到如今。我写这篇文章时,母亲就睡在我书桌旁的小床上。母亲并不赞赏我写文章,主要是嫌“费脑子,伤身体”。我告诉母亲:“这写文章跟种地一样,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,不写就难受,一写反倒健康。”母亲大约相信了这话,也就睡了。也许是假睡。
我的那个“卵”形故乡,小地名叫安岭,在纵深的陕南山区,行政上隶属于陕西省镇安县。山川虽小,平地里却也全是水田。自然有水牛,一派微型江南的风光。小河很清,静静地流过门前。河里生着一种非常好看的鱼,俗名“桃花瓣”。河的两岸全是柳树。不是垂柳,而是直柳。小河之奇妙处在于:它自东流向西,从初升的太阳怀抱里流淌出来。脱光身子河里玩水,是童年里最愉快的画面。
小河西流十六里,汇入一条名叫上河的小河。两条小河交汇处,漩出一个大水潭——成为附近中学的天然游泳池。顺上河上行四里地,便是西口镇。我的祖父就在这个镇上行医。经常有县城的干部,走一百多里山路,来西口镇请他看病,可见我祖父名望之大。祖父博学言短,但是一旦开口讲话,听者没有不服的。他爱下棋,也爱悔棋,平添了几分儿童气。他抽烟,瘾不大。喝酒,一盅足矣。吃斋,却不在乎鸡蛋。他开的药方剂量小,从未用过虎狼药。他的毛笔字严正娟秀,我最早临的帖,便是出自他的手。他是我最喜爱、最崇拜的人。他叫方继明,字晶澈,号朗然。小人时代经常骂仗,通常的战术是:大声喊叫对方长辈的名字,以此泄愤。当别的小伙伴故意篡改着呼喊“方卵然”时,我真是愤怒至极,事后一定要查出对方曾祖父的名字,以待下次骂仗时,抛将出来。
事实上二十里外的西口镇,我一直想去而未能去,总以为那是很遥远的大地方。大约五岁的时候,母亲才带我去西口镇赶集。母亲提了一竹篮柿饼去卖,还要带着我。没走多远,我腿肚子转筋,走不动了。母亲只好背起我,我的两条胳膊套着母亲的脖子,一双小手还要紧紧地抓住竹篮。不一会儿,我的手抓不住了,母亲也背累了,就放我下来,要我继续走路。终于走完漫长的二十里路程。到西口镇一看,根本不是我想象的模样,原来这里仍是山!并且非常窄,致使那镇子很像一个红薯,被紧巴巴地卡在两山之间。但是人非常多,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人多。我们挤进石板街道,在一家店铺的木板门旁蹲下来,卖柿饼。柿饼结了甜甜的霜,非常好吃,可是五个柿饼才卖一毛钱。总算卖完了柿饼。卖了也许一块钱,也许两块钱,总之不会超过三块钱。然后,找到祖父所在的卫生院。祖父的办公室站着许多人,排队看病。这些人听说“方先生的孙子来了”,都笑着问我这问我那的,夸我聪明啦乖啦。还给发些核桃栗子之类。很久以后我才明白,这些来看病的人,是在拐弯抹角地拍我祖父的马屁。
那么什么地方没有山呢?肯定是比西口镇更大的地方!所以我无比向往大地方。直到十四岁那年,我有了一次进县城的机会。在母亲、婶娘、老师的策划下,我就着煤油灯,伏着磨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。其实是一份檄文,严厉讨伐父亲。中心意思是:你们当初离婚时,法院的判决书上明确规定,你每月必须付我三块五毛钱,就是抚养费。可是十多年来,你一分也没给!父亲很快回了信,要我去一次他那里。信里解释了没有给我钱的原因——他与祖父商量后分了工:祖父供给我上学,而父亲则供给在县城念书的我的叔父。祖父与他的长子这么做,一是全家一盘棋,二是免去了往县城捎钱寄钱的麻烦。但对此我很不以为然:谁的儿子谁管嘛,怎么乱来呢!原本是个义务问题,结果成了摊派。由此导致两点不良影响,一是恶化了我们父子关系,准确说来是激起我对父亲的怨恨;二是老子学雷锋,儿子却要加倍地感恩戴德。叔父在父亲去世前一直没有当我面提过此事,所以叔父每给我一次钱,每关怀我一次,我自然感激不尽,同时自尊心受到强烈轰击。想想看,如果亲老子给你钱,即使他把世界银行给你,你要是还不满意的话,你完全可以连声“谢谢”也不用说的!
接到父亲要我放暑假去看他的信,我十分激动。十几年了,我没有见过父亲。他不便回来,当然与我母亲仍在方家未改嫁不无关系。我最激动的是:去父亲教书的镇子,要经过县城。县城,那是多么大的地方!那里一定没有大山,甚至连小山包也没有。可是到县城有一百二十里路,怎么去呢?附近的小伙伴姓李,李的父亲在县城的供销社工作,和我父亲关系很好。李的母亲,又与我的母亲拜了干姊妹,总是拉不完的家常。于是我和小李带上干粮,在启明星刚刚出现时,结伴儿上路了。
我们选择了走小路,近。出家门下行五里,拐进右手的岭沟。爬上沟脑,地名叫金鸡岭。下坡后,顺河上到一个有水库的地方,叫东营。那个水库很小,可是在当时的小人眼里,却简直是一个大海!又上到山顶,开始下十八盘。下着下着,就看见了美丽的公路!这路我走过。四年前,我跟着大人,不时地被大人背着,翻山越岭地来这里看枪毙人,时间应该是公元1968年。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汽车,车上站着那么多牛逼哄哄的军人。死刑犯的脖子上挂着牌子,牌子上的名字一律打了红叉,被军人们押解于车头之上,震撼人心,威风极了。
可是这次到公路上,一路走去,仅仅碰见一辆卡车。卡车呼啸而来,卷起大团烟尘。我和小李转身追汽车,感觉那混合了汽油味的烟尘,好闻极了。当时就有一个梦想,这辈子如果能开汽车,那是给个皇帝位子也不坐的。就遇见这一辆汽车。所以很盼望再次枪毙人,以便我们再次热闹热闹。
不久到了铁厂镇。这个镇子跟西口镇大小差不多,只是地势阔朗些。加之通汽车,也算是个大地方了。穿过小镇,依旧顺公路上山。公路是盘道,人行小路自然近些,直,却陡。出于对公路的崇拜,我俩多半还是走盘道。上到山顶,一户人家,一棵古树,便是大人们经常说起的“凉水泉”了。泉在古树根旁,脸盆大个泉眼,却并不外溢。但你永远也舀不干。这是方圆百里的一大景观。歇脚,吃干粮。
开始下坡。地名庙坡,却一直没有看见庙,就一坡的庄稼地。但凡凹处,必是人家。视野很开,远处的山非常大——莫非县城里还有山?远山呈黛色,烟云汹涌,不由吟起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洲震荡风雷激”的名句。坡快下完时,才见了一院庙也似的房子,原来早已做了学校。学校的墙上,涂着白色的标语:“抓革命,促生产,促工作,促战备。”
坡底是乾右河,泊着一只船,却不见艄公。原因是近来干旱,河水清且靛蓝,但依然波翻浪涌,十分骇人。我俩喊不来艄公,就脱了衣服,将衣服拧成一条绳,两人腰捆绑一起。还真的过了河,省了渡船钱。
登岸始知,地名曰“表功铺”,传说与某个皇帝的嘉奖诏书有关。很早就从在县城里念书的叔辈嘴里知道这个地方,说一旦涨水,船也没法摆渡,就要冒着生命危险,绕小道攀悬崖进城。这里距县城十五里,道路宽阔多了。车辆也不时出现,且平生第一次见了吉普车。小李说:“里面坐的县老爷!”其实当时,应该叫“镇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”,简称“县革委会主任”。小李进过县城,所以他虽然小我两岁,见识上却是我的先生。
到了县城,天已麻麻黑了。真是个从未见过的大城市!跟着小李找到他父亲单位。李叔高兴得很,慌忙给我俩打水洗脸,又吩咐炊事员擀面。可我们一坐下来,腿就疼得再也站不起了。挽起裤管一瞧,腿胖了,还放光哩。李叔赶紧弄来一盆热水,让我俩泡泡。“你俩明早睡个懒觉,”李叔很和蔼,“下午转着玩玩。”又脸冲我说:“后天上云镇。”
三十多年后,我还经常回想起初次进县城的印象。概言之有三点:一是第一次看见了电灯泡;二是县城商店里的女售货员真叫一个漂亮;三是参观沙发——
县城有一幢楼房,叫“服务楼”,就是如今的所谓宾馆。四层还是五层,记不准了。听说里面的某间房子,摆着一对沙发。“有沙发,懂吗?”我们谁也没见过沙发,只是从电影《新闻简报》里,看见毛主席会见外宾时坐沙发。“沙发”二字,在我的记忆中,始终与“毛泽东”三字融为一体。毛主席坐的宝贝,县城里也有?太奇迹了!李叔为了满足两个孩子的好奇心,就给“服务楼”打电话。他说出一个名字,让我俩直接去找那人。我们就去了。那人领着我俩上到二楼,掏出钥匙,开了某间房子。但并不让我俩进去,而是手不松门把手,只放开一条不足五寸宽的缝儿,让我俩看了几秒钟,便“嘭”一声拉上,锁了。“这是机密,”他说,“娃娃们嘴多,可别乱说!”
第三天,李叔与小李将我送上开往西安的班车。是那种老式解放车,三十八个座位,很狭窄的。车票是李叔给买的,六毛钱。因为是短途,没有座位,一直站着。顺着县河上行五十里,到云镇下车。目送班车继续朝北开去,开往西安的方向。甚是怅然,想象着什么时候能去西安。
云镇是商洛山里的四大名镇之一,其地因有唐代建的“云盖寺”而得名,武则天时代吧。在镇安县,除过县城,就数云镇好了。这里和县城一样,也有两条街道。一条是石板铺就的老街,称前街;一条是石子铺成的新街,过汽车,称后街。云镇小学在街东。我在街东下了车,很快见到父亲。他伸出胳膊,想拉我的手,但又不好意思的样子,缩回双手搓着。我实在没想到父亲是这么个不胖不瘦的,个子高高的男人!
父亲刚刚从乡村小学抽调到镇上,专门负责修建云镇小学。已盖起两排新房子,玻璃窗闪闪发光。父亲住在云镇公社的院子里,二楼木板房的一间。他给公社灶上报了双人的饭,顿顿都是细粮。他还从隔壁房间的那个干部手里,借来一本《青春之歌》让我看。晚上,父子俩挤一张床。他差不多半个身子悬在床外,目的是让儿子宽松些。当我跟着他走过街道时,别人就问:“谁的娃呀?这么漂亮的!”“我的老二嘛!”父亲的回答自豪又炫耀,致使我感觉一股强烈的温暖与柔情,过去的怨愤一扫而光。要知道,母亲是农民,而我的身边又无父亲。每当我看见别人的儿子爬在父亲的背上撒娇,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在这一点上,我压根儿比不上那些拥有农民父亲的孩子。而现在,我有了自己的父亲,而且还是吃商品粮的父亲!
这次云镇之行,我没有见到后母及其所生养的几个孩子。他们仍在几十里外的某条山沟里,尚未随我父亲搬进镇里。父亲连半个字也没有给我提起他们。事实上父亲当时的生活异常艰难,吃粮问题主要靠他当时的岳父家接济。即便如此,我一去,他当即掏出五块钱,让我“随便花”。他还把我领到裁缝铺,给我缝了一身蓝咔叽学生装。这是我有史以来穿的第一身好衣服。当时我上七年级(初二),我的新衣服让全班同学羡慕得要死。
真正的出山是在两年以后的1974年,出西安看我哥。我父亲在娶我母亲之前,原就离过一次婚。包办婚姻。他的第一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,名字和长相一样——方英俊。我母亲一进方家门,就成了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,当时才十九岁。我母亲对我哥哥是不错的,所以我哥哥一直把我母亲当亲娘看。特别是近年来,我哥每年春节都是来陪母亲过。哥哥在文革期间大串联,逛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串联到北京,还给某无后之家当了几天儿子。回来后当了一阵农民。后在父亲的朋友帮助下,被招进地质队当了工人。由于表现好,加上一表人才,就被推荐到西北大学化学系,成为一名万人羡慕的“工农兵大学生”。
我哥自小就喜欢我,我也从心底里仰慕他。他是个美男子,举止潇洒,只是语言刻薄,由此激起户族人背地里议论他:“别看他是个大学生,也就初中生水平!”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他的钦佩。他就一个学生,竟能穿上黑呢中山装,还能孝敬祖父一块手表,可谓本事大了。我哥有一位司机朋友,也称他为“哥”。我正是搭了这位司机的车,于1974年五月的一天,出西安的。汽车翻山越岭,经过许多早闻其名今见其形的地方,心情如三十年代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,总觉得美丽的西安,有个“她在丛中笑”。
可是,汽车爬秦岭时,坏了。修,需要几个小时。况且又下起了雨。司机便给我拦车。连拦几辆,驾驶室里都有人。其实在我心里,坐驾驶室太奢侈,没到那个份啊。后来拦住一辆,立即爬上去。是一车的油桶,只好插进油桶的空隙。卡车在雨中盘旋着上爬秦岭山,也顾不得看风景了,因为要不断抗争油桶的晃动。油桶们仿佛在开我的批判会。
出了沣峪口,感觉“哗啦”一声,群山不见了。铺排眼前的,是一望无际、烟霭茫茫的关中大平原。突然有了一种,断线风筝不知归何处的恐惧感。多么盼望出山,而一旦真的出了山,却又如此空落。世界上,怎能没有山呢?没有山怎么活呢!
稀里糊涂的,陌生的司机一下子将车开过铁道线。司机说他不知道西北大学在哪。我只好下车,心情紧张地问路。问到公共汽车站牌,跳将上去。忽见车窗玻璃外闪过“西北大学”校牌,便大喊一声:“西北大学到了,快停车!”满车哄笑了,因为公共车是不到站牌不会停的。
……五年后的1979年,我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。自此,我的山里农民的历史,宣告终结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山。但我始终爱山,特别在步入中年后。山是我的源头。山是我的故园。每回一次山,再返回城市,总感觉像是注射了一针吗啡,要情绪饱满许多日子。
作者简介:
陕西镇安人。中共党员。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历任文学辅导干部、专业创作员、报纸编辑(总编助理),现任《报刊荟萃》主编。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。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落红》、《后花园》,作品集《方英文小说精选》、《方英文散文精选》、《种瓜得豆》等七部。代表作《落红》2006年获首届柳青文学奖,并在台湾以原名《冬离骚》出版。《方英文小说精选》1996年获首届陕西省青年文艺创作大奖,《种瓜得豆》1998年获北方15省优秀图书奖。《方英文散文精选》(台湾版)入选“中国当代散文大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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